历史上全球大型制药企业都是被几个超级大单药所驱动的。有预测称，到2030年，“减肥神药”替尔泊肽（Tirzepatide）的全球年销售额有望突破700亿美元，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多家制药巨头的全产品线营收总和。
一款药物足以撑起一家市值破万亿美元的制药巨擘，也是国家药物创新能力的最好证明。9月19日，在2026张江药谷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资本聚势·生态共筑”上海国投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大会上，来自产业和资本的代表们表示，中国创新药正处于从成本与工程效率优势迈向全球价值分配主导权的转折点，要出现“爆款”新药，还需在源头创新和商业运营上下功夫。
创新能力增加，价值却打折扣
随着研发能力的增强以及跨国药企因专利到期而萌生的采购需求，中国创新药正迎来密集的技术出海浪潮，2024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License-out）交易规模已突破千亿美元，占据全球管线交易的近半壁江山。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胡旭波指出，得益于工程师红利和制度优势，中国新药研发的成本较欧美低50%至70%以上，临床前和早期推进速度更呈现数量级优势。
对已有技术路线进行工程化改良、根据已知靶点筛选更有效的药物分子，虽然也是创新，但市场期待的往往是新的疾病靶点和治疗机制。跨国巨头用以构筑万亿市值的核心底层品种绝大多数依然源自欧美实验室，中国自主研发、能够独立享誉全球市场的重磅爆款依然缺席。
胡旭波指出，根据业内预测，到2035年，全球排名前十的药物中，可能会有1到3个品种来自中国。“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品种大概率是以BD（商务拓展）的形式被海外大厂买断或引进，最终统计的是跨国药厂的全球销售额。”
管线输出繁荣，但经济价值不及预期，这可能是目前中国创新药的核心隐痛。
在成熟的全球商业化路径中，占全球药品利润50%以上的美国市场门槛极高，面临复杂的准入、地缘政治与巨额的海外三期临床成本。“绝大多数中国Biotech（生物科技公司）没有能力独立完成全球后期临床和商业化。把权益授权（License-out）卖出去，往往只能拿首付款和个位数的阶梯分成。”胡旭波说。
他认为，中国创新药未来发展的两大目标就是做出全球爆款单药，以及最大化创新收益。“能否通过谈判，为自己争取到30%到40%的最终经济价值？如果全卖掉，最后大品种哪怕全球卖到100亿美元，真正回流给中国创新者的残余价值依然有限。”
“跟随式”创新带来的内卷陷阱
“中国生物制药真正崛起只有十来年时间。”三生制药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娄竞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落后全球十年，到小分子向大分子转型，再到如今生物制药占比升至30%以上，中国药企在工艺、分子优化和跟进速度上已从“跟跑”到跻身世界一流。
但在全球寻找爆款药物的今天，密集的跟随式创新反而不利于行业的发展。
“中国研发能力很强，但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娄竞指出，“从国内市场经验来看，一个靶点容纳3到5家企业是比较合理的。一旦超过这个数量，不可避免就会进入恶性价格战、医保集采和控费环节，产品的商业化生命周期会被急剧压缩。”
他也认为，即便跨国药企出现大量采购需求，底层创新仍然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大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交易常态化的同时，‘终止交易’（退货）也已经常态化。如果仅仅依靠跟随性创新，缺乏绝对的临床差异化优势，一旦海外大厂战略调整或临床数据不及预期，首付款之后便是悬崖。”
技术、需求与商业之间的“爆款”之路
胡旭波提到，中国发表的科研成果数量已经开始领先全球。为什么坐拥如此多的发表数量和庞大的科研人员储备，却仍难培育出原始创新？
“好技术绝不会自动成长为一家好公司。”巢生上海创新孵化平台CEO代英欣认为，学术探索的评价标准是“新”，产业转化则关注成药性与临床价值，两者思维转换的鸿沟常被科学家严重低估。其次，在资源匮乏的早期，底层技术转化究竟采取哪种商业模式，也是企业容易做出错误决策的地方。
她指出，全球医药创新中，距离源头越近，失败率越高，但资本却往往只在后期集中进入。在研发周期长、投入高的医疗行业，这意味着企业必须从一开始就选择正确的技术和商业路径。
下一个全球公认的现象级新药何时出自中国？与会者们认为，它或许不会诞生于跟风扎堆的赛道，也不会诞生于资本“催肥”的估值泡沫，而是属于那些在科学创新、临床需求和商业模式上做出正确选择的中国企业，同时也依赖资本与环境的赋能和支持。
在会议现场，上海国投旗下母基金携手德福资本、弘晖基金、三生制药等十余家头部机构展开子基金签约，并对正序生物、博睿康、天鹜科技等近30个前沿直投项目注资，重仓细胞与基因治疗、脑机接口、合成生物及底层AI新药研发。
“生物医药是一场十年磨一剑的极限挑战。它需要的是投早、投小、投长期的耐心资本与战略资本，需要将赋能链条向前延伸至‘-1到0’的源头孵化。”上海国投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陆雯表示。
澎湃新闻记者 季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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