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刘涛（连平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
本文首发于《中国外汇》 2026年第18期
半个多世纪以来，依托中东石油贸易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美国长期维持全球金融霸权，主导全球能源贸易结算规则与跨境资本循环格局。但近年来，受中东地缘冲突升级、全球能源格局变迁、“去美元化”浪潮涌动等因素冲击，传统石油美元体系的根基不断松动，能源贸易领域非美货币包括人民币对美元的替代规模持续扩大，全球能源货币体系正面临历史性的重构机遇。在对上述趋势变化进行系统性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适配我国未来能源安全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现行石油美元体系的主要特征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其全球核心储备货币地位面临严峻挑战，美国急于为美元寻找新的替代锚。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也让当时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净进口国的美国意识到，如果不能控制石油定价权和结算规则，美国经济将长期受制于产油国。石油危机导致油价暴涨，沙特等中东产油国积累了巨额美元盈余，这些国家既急需安全的资产投资渠道，也迫切需要外部军事与政治庇护。这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契机。1974年，美国与沙特在“石油换安全”战略框架下形成了利益协同：美国为沙特提供全面的军事保护与政治支持；作为战略配合，沙特在石油出口中确立并长期维持了以美元为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的惯例，并将石油盈余大量投资于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这一模式随后被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欧佩克其他成员国效仿，这些国家逐步放弃了英镑、法郎等多币种计价传统。随后，尼日利亚、安哥拉、马来西亚等非欧佩克产油国出于交易便利、降低汇兑成本等考量，跟随采用了美元进行石油贸易计价与交割。至此，石油与美元形成了事实上的深度绑定。
石油美元体系的核心逻辑在于“石油-美元-美债”循环，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特征：
一是石油定价权由美元计价的国际期货体系掌控。作为全球原油定价基准的WTI中质原油、布伦特原油期货品种均采用美元计价交易。前者依托美国本土在岸美元市场，后者依托设于英国、但以美元清算的欧洲期货市场。两大市场联动形成的盘面价格长期主导了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全球原油现货贸易和跨境能源交易普遍锚定美元期货价格，再通过汇率换算与升贴水调整完成定价，由此持续巩固了美元在能源领域的金融霸权。
二是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和支付为主。各国若要进口石油，通常需要保有充足美元储备。石油交易机制持续巩固美元全球储备货币、计价货币与交易货币三重职能，推动美元成为国际大宗商品的核心定价锚。即便能源交易的买卖双方均非美国市场主体，往往也需要持有美元头寸开展交易。这种“非美贸易、美元计价”的独特机制催生了持续稳定的全球性美元需求，让美元在脱离黄金锚之后，依然能够稳固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三是石油出口国盈余美元大量回流美国金融市场。石油美元兴起阶段，产油国大多缺乏成熟本土资本市场，难以消化海量的美元贸易盈余，遂将资金投向美国国债、美股等美元资产，持续为美国资本市场和财政赤字输送廉价海外资金。根据美国财政部TIC托管统计口径，截至2026年6月末，沙特官方直接托管的美国国债为1425亿美元；同期阿联酋、科威特托管规模分别为1148亿美元、688亿美元，三国合计托管美债约3261亿美元。该统计并未涵盖通过离岸渠道、主权财富基金间接持有的头寸，如果纳入海湾主权财富基金的广义美元资产持仓，则相关敞口很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
图1：部分海湾产油国持有的美债规模（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首席国金研究院
四是石油美元体系的稳定性高度依赖中东地缘政治。海湾产油国与美国构建的军事安全同盟、欧佩克内部的产量与结算规则、核心产油国形成的美元结算惯性，共同构成了这套体系长期稳定运转的核心前提。该体系本质上是地缘政治博弈与国际金融规则深度绑定的产物，具有较强的地缘依附性与制度脆弱性。一旦中东产油国受地缘冲突加剧、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下降、外交战略多元化等因素影响，逐步降低对美安全依赖并推动石油贸易非美元结算，将直接削弱全球刚性美元交易需求与海外美债核心买盘，冲击“石油-美元-美债”闭环的根基。
由此，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石油美元体系成为重构美国全球金融霸权的重要基石之一。市场普遍估算，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全球超过90%的石油贸易以美元计价结算。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也攀升至历史峰值，一度突破72%，标志着石油美元体系处于垄断高位。
二、石油美元体系逐步由盛向衰
进入21世纪，长期支撑美元全球金融垄断地位的石油美元体系逐步松动和走弱。据估算，到2025年底，美元在全球石油贸易中的占比已降至75%左右，较历史峰值下降了15个百分点。尽管石油美元体系尚未崩塌，美元依然是全球石油贸易的主要货币，但其垄断地位逐步被打破已是不争的事实。
美元在全球能源货币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动摇，并非单一事件引发，而是一系列重要力量长期共振、共同驱动的必然结果。
一个时期以来，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持续深刻变化。从供给端看，页岩油革命使美国的能源角色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以更大力度推动市场供给的多元化。按石油及石油产品合计口径，美国自2020年起成为净出口国，但在原油单项上仍维持净进口格局。这一变化意味着，美国与海湾产油国已由过去“美国进口-海湾供给”的互补关系转变为第三方市场上的供给端竞争者，传统“安全换美元结算”契约中的能源互赖基础被显著削弱。但出于维护中东地缘秩序、保障全球能源通道、稳定国际油价等多重考量，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未实质性撤出，美国与海湾国家的石油美元同盟更近似“松动”而非“解体”。与此同时，以俄罗斯、加拿大、巴西等为代表的非欧佩克产油国已成长为全球供给核心力量之一。2025年，美国、沙特、俄罗斯原油产量分别占全球约15.8%、11.3%、11.8%，合计占全球供给近四成。非欧佩克产油国供给体量持续壮大，大幅稀释了海湾产油国的供给集中度，弱化了石油美元核心同盟的排他性优势。
图2：美俄沙三国原油及凝析油产量变化（千桶/日）
数据来源：EIA，首席国金研究院
从需求端看，全球石油贸易重心东移，成为石油美元体系动摇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进入21世纪以来，欧美发达国家能源消费增速放缓，而中国、印度、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成为全球能源消费增长的主力军，全球石油贸易重心从西方全面转向东方。2024-2025年，中东地区原油出口约超七成流向亚洲；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的原油中，约85%运往亚洲。亚洲国家的石油进口来源地也不仅限于中东。以中国为例，2025年，来自中东地区的石油占总进口量的42.3%，俄罗斯、拉美、非洲等地区也是重要的石油进口来源地。与此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推进能源多元化战略，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核能等清洁能源，积极推动能源结构低碳转型，降低对石油尤其是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亚洲庞大的能源进口需求，催生了适配区域贸易的新型结算模式，产油国为稳固亚洲市场、适配贸易伙伴需求，开始探索跳出石油贸易与美元深度绑定的传统格局，为能源贸易多元化结算提供了市场基础。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和美国军事实力相对衰弱动摇了石油美元体系赖以维系的安全基础。石油美元体系的核心逻辑本是美国提供军事安全保护，换取产油国石油贸易的美元独家定价权。然而，近年来俄乌、中东等地缘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并不断外溢。例如，在2026年初爆发的美以伊冲突中，美国不仅未能有效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甚至美军在中东的一系列重要军事基地及盟友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均不断遭受打击。当“安全换定价权”的承诺沦为空谈，产油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路径。在此背景下，部分中东国家加快探索推进安全自主战略。2026年8月，沙特与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搭建涵盖外交、国防、参谋体系的政治军事协调机制。尽管该协议短期内可能仍是对美国安全伞的“备份”而非“替代”，但该协议全程无美方参与、无白宫事前协调，标志着中东核心产油国开始跳出对美单一安全依附格局，通过区域多边防务合作重塑自身安全自主性，这将进一步削弱石油美元体系赖以存续的“军事庇护-美元结算”安全基础。
美国政府债台高筑、货币政策过度量化宽松以及美元武器化导致美元信用持续弱化，是石油美元体系加速松动的重要推动因素。2026年8月，美国政府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如果不考虑法定债务上限和增速加快等因素，按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大致4个月新增1万亿美元的速度作线性外推，则未来十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有可能超过70万亿美元。不断扩张的联邦政府债务已成为高悬在美国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但将挤压美国财政和公共政策空间，还将重创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而特朗普政府持续施压干涉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进一步动摇了美元作为中性、可靠储备货币的根基。2002年欧元崛起、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联储采取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以及2020年再度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等一连串冲击不断动摇着美元信用的基础。尤为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滥用美元金融霸权实施“长臂管辖”，从冻结俄罗斯巨额外汇储备到切断伊朗商业银行的SWIFT通道，进一步颠覆了全球对美元体系的信任共识。这一操作让各国深刻认识到，美元资产并非绝对安全，美元体系已然成为美国地缘博弈的政治工具，持有巨额美元储备、绑定美元结算体系，随时可能面临资产冻结、交易受限的风险。
“去美元化”不断削弱石油美元体系的根基。当前，“去美元化”已从单一领域的尝试演变为多领域、多货币、多系统协同推进的态势。美国长期依靠美元霸权透支财政、超发货币，美联储频繁开启量化宽松与加息周期，导致全球美元流动性剧烈波动，产油国持有的美债资产持续贬值，财富被反复稀释。美元的中立性、安全性、稳定性逐步走弱，各国加速开启减持美债、储备黄金、规避美元结算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加入“去美元化”行列。据美国财政部统计，2026年6月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较2月高点减少约1904亿美元，降至9.299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人民币与欧元、俄罗斯卢布、印度卢比、阿联酋迪拉姆等非美货币一起，成为撬动石油美元体系松动的力量。尤其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拥有庞大的原油、天然气消费市场，为石油人民币结算提供了坚实的市场支撑。同时，中国持续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体系建设，并推出了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为本国和全球石油贸易提供了美元之外的计价和结算选择。目前，伊朗对华石油贸易绝大部分采用人民币结算，相关资金往来主要通过CIPS完成。俄罗斯在对外油气贸易中也越来越强调双边本币结算。俄罗斯官方统计显示，2025年俄罗斯天然气对华供应50%使用人民币结算，另50%使用卢布结算；截至2026年5月，中俄贸易的本币结算率已达99%。作为石油美元体系关键支点的沙特，2024年以来也多次表示，对石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欧元等货币进行贸易结算持开放态度。种种迹象表明，石油美元体系正在被逐步蚕食。
三、石油货币格局变化将带来哪些深层次影响？
石油货币格局变化是全球经济政治格局重构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影响将超越金融与贸易范畴，深入地缘安全、国际治理与全球金融稳定逻辑，短期内带来市场波动与格局阵痛，长期则推动全球货币体系向更加多元、平衡的方向演进。
对于美国而言，石油货币多元化将逐步动摇其全球金融霸权。随着中东、俄罗斯等核心产油国放开多币种结算，石油美元环流持续弱化，全球能源贸易刚性美元刚需逐步回落，美债传统海外稳定买盘有所萎缩，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美国本已紧张的财政融资压力。同时，美国通过金融制裁武器化制衡他国的能力也将边际弱化。但需注意的是，美元依托存量储备优势、金融市场深度、结算网络惯性，短期难以被替代，石油领域“去美元化”的持续推进，将缓慢削弱、限制美国依靠能源货币霸权单向掌控全球经济的能力，但要形成颠覆性冲击还为时尚早。
对于中东产油国，新格局将提升其战略与经济自主性，减弱其经济金融与美国的深度绑定。过去数十年，中东产油国为换取美国军事庇护，被迫绑定美元结算、将巨额石油盈余回流美债，不仅资产长期受制于美国货币政策波动，经济与外交也深度依附美国。在新的全球能源货币格局下，产油国将逐步摆脱单一美元捆绑，通过人民币、欧元多币种结算，不断优化外汇储备结构，分散美元资产贬值与单一货币依赖风险，规避制裁冻结隐患。同时，海湾国家不再被动依附美国安全框架，得以推行多元外交、实现战略自主，逐步提升自身能源定价与财富支配主动权。
图3：中国进口原油和天然气规模（万吨）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首席国金研究院
对于中国而言，石油货币格局重塑将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与能源安全双重突破。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中国长期面临石油贸易美元结算带来的汇率波动、外部制裁、供应链不稳定等多重风险。石油人民币结算的规模化落地，中俄、中伊油气贸易全额本币结算、中沙多币种合作推进，有效规避了美元体系壁垒，大幅降低跨境交易成本与汇率风险，增强了国家能源金融安全防线。SWIFT统计显示，2025年12月人民币占全球支付比重仅2.73%，位居全球第六。但该口径仅捕捉经由SWIFT报文流转的跨境交易，存在明显统计盲区。考虑到当前中俄、中伊、中国与其他产油国的能源贸易中，已有相当规模依托CIPS闭环清算、双边代理行直连及本币互换安排完成，部分交易未被SWIFT完整计入甚至完全脱离其统计范畴。综合市场机构估算，人民币全口径全球支付实际占比有可能达到5%甚至更高，显著高于SWIFT口径。同时，能源作为全球最大宗的大宗商品，其人民币结算规模化应用，将为人民币创造稳定的海外流通场景与信用支撑，补齐人民币国际化缺少大宗商品锚定的短板。依托人民币跨境结算优势，未来中国将更多参与并主导全球能源金融新规则的制定，大幅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石油货币格局重塑将部分修复传统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缺陷，降低全球系统性经济风险。长期以来，美元垄断石油结算使得全球能源贸易、大宗商品定价、跨境资本流动很大程度上被动锚定美国货币政策，美联储加息、降息周期极易通过石油贸易和石油美元体系传导至全球，引发各国通胀波动、汇率震荡、资本外流等连锁危机，全球经济长期被动承受美元潮汐的外溢风险。多币种石油结算体系的构建，将有助于形成多元货币对冲、风险分散的制衡机制，削弱美元周期对全球经济的单一冲击，避免金融工具政治化带来的交易风险。能源贸易领域的“去美元化”将推动全球财富分配更加均衡，石油盈余资金不再单向回流美国，而是流向全球多元市场，带动新兴经济体贸易、投资与产业发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摆脱西方垄断，朝着公平、包容、普惠的方向迭代升级。
四、趋势判断与政策建议
当前，全球能源货币体系正加速从美元单极霸权向“多元、多极、多领域”的竞争格局演进。但也应当清醒认识到，美元计价和清算的规模效应、海湾国家对美国安全与资产托管依赖，以及西方国家的合力围堵，将对此形成较强的黏性阻力。人民币等非美货币在全球能源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抬升可能表现为阶梯式、区域分化式推进，而非线性替代。
未来3-5年，多元货币格局崭露头角，区域性能源货币循环渐趋成熟。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初美以伊冲突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虽在短期内造成油价波动，但客观上倒逼海湾产油国加速“向东看”的能源金融布局。随着金砖扩容、多边支付体系建设提速，mBridge、CIPS等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球能源贸易将逐步形成以美元为主，欧元、人民币等主权货币并行结算的体系，黄金则作为重要储备与避险资产形成补充。亚太、中东等区域依托双边及多边合作，打造相对独立的能源货币流通圈，能源贸易与美元金融体系逐步分层和脱钩。同时，全球能源结构加速低碳转型，风电、光伏、储能、跨境绿电贸易规模持续扩张，传统的“石油-美元”单一锚定逻辑持续弱化，能源定价体系开始从化石能源锚点向绿色能源锚点延伸，为非美元货币参与能源定价带来重大战略机遇。当然，这一过程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近期，外媒报道沙特已“退出”mBridge货币桥项目，但真实情况是沙特央行在2025年5月完成概念验证后即不再作为“活跃参与方”，符合其从一开始就设定的“探索性、非运营性参与”立场。这也表明，短期内部分海湾产油国在全球金融博弈中仍将采取谨慎务实的“多轨金融战略”——不会轻易放弃以美元作为核心结算与储备锚，但不排斥探索美元之外的备用通道。
长期看，全球能源货币体系的多极稳态格局将逐步形成。依托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绿色能源、电力资产乃至算力服务将成为新型国际货币锚，重塑全球能源价值定价体系。未来能源货币不再单纯绑定石油化石资产，而是形成多资产并行的全新范式。经测算，基准情景下，2030年全球石油贸易中，美元占比有可能从目前的75%降至65%左右，人民币、欧元、卢布、卢比及中东产油国货币的占比将有所上升；若将天然气、绿电、算力、碳交易等纳入“广义能源贸易”，则2035年美元综合占比还可能进一步降至50%左右。全球能源货币体系的去中心化、多元化、绿色化将成为长期演进趋势，推动全球国际货币治理体系朝着公平、包容与均衡的方向发展。
面对全球能源货币体系重构的历史性机遇，立足人民币国际化重大国家战略导向，建议可充分利用我国最大能源进口国和最大工业生产国的双重优势地位，从定价权、新赛道开辟、回流机制、支付基建、金融支持到风险防控等方面系统发力，全方位推进能源人民币体系建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建议深化“上海油价”基准，掌握石油和天然气定价话语权。应做强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原油、天然气期货市场，丰富人民币能源衍生品体系，完善现货、期货联动定价机制，打造亚洲能源定价基准；引入更多元的国际做市商，统筹放宽境外机构参与境内衍生品市场的额度限制，提升市场深度与流动性；推动人民币计价的现货交割便利化，探索在舟山、海南等保税区建立大型原油现货交割仓库，实质性增强对实货贸易的定价影响力；针对中东、俄罗斯、非洲等不同油种，推出差异化期货合约，逐步形成与布伦特、WTI互补的定价体系，让“石油人民币”不仅有结算通道，更有价格锚点。
建议发挥新能源产业优势，开辟“电力人民币”新赛道。可依托我国新能源全产业链、特高压输电、跨境绿电贸易等优势，推动跨境光伏、风电、储能设备贸易及跨境电力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探索建立“绿证+碳信用”的人民币计价体系，对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通过碳资产人民币化辅助电力人民币的国际流通；在向周边国家输出新能源基础设施和电力的过程中，探索设立绿色电力人民币专项基金，不断夯实“电力人民币”体系的形成基础，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更具长期竞争力的新赛道。据测算，通过上述积极政策推动，到2030年，“电力人民币”的广义年跨境流量（含新能源装备EPC出口人民币计价、跨境物理电费、绿证及碳信用人民币交易）有望增至1.5万亿元，其中能源锚定部分（跨境电费、绿证、碳信用、电力运营服务回流等）约4000-5000亿元，人民币将成为继美元、欧元之后的又一重要电力结算货币。
建议丰富人民币资产供给，构建“石油人民币”回流机制。为解决产油国“拿到人民币后能买什么”的核心关切，需稳步扩大离岸人民币国债的发行规模，丰富离岸市场的投资标的；进一步完善“债券通”“互换通”机制，推动海湾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更多配置中国股票、债券及REITs；丰富国债、绿色债券等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金融资产池，探索推出以人民币计价的“绿电期货”“碳电联动”等能源金融衍生品；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深度发展，允许产油国通过“债券通”北向资金更便捷地参与国债期货套期保值，解决其持有人民币资产时的汇率风险顾虑，完善汇率风险对冲工具，增强全球投资者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信心，实现从“结算货币”向“储备货币”的稳步跃升。初步估算，到2030年，“石油人民币”年回流规模很可能达到2000-3000亿元。若后续将天然气、绿电、碳信用等“广义能源贸易”纳入人民币结算框架，则回流规模有望在石油基准上进一步放大。
建议加快构建“CIPS+数字货币+本币互换”的立体支付网络，打造“多链并行”的支付基础设施。应持续升级CIPS系统，扩大全球金融机构接入范围，对接金砖支付体系、mBridge等多边平台，提升跨境支付系统的自主可控能力，完善多元化跨境支付清算安排；与海合会国家、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国扩大本币互换规模，签署本币结算协议；联合俄罗斯、沙特、巴西等资源大国，分阶段、分步骤推动对一定比例的能源、矿产贸易采用人民币计价结算。
建议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能源贸易商与银行服务体系。目前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主要由西方贸易商主导，建议大力扶持本土国际贸易商从单纯“买家”转型为“做市商”，掌握现货与纸货的联动定价权；同时支持中国商业银行在迪拜、新加坡等关键节点提供覆盖“信用证+外汇对冲+贸易融资”的一站式人民币服务，弥补与西方银行在贸易金融领域的服务差距，为能源人民币结算提供微观主体支撑。
建议健全风险防控与多边协同机制。建立能源金融风险预警体系，精准防范美元汇率波动、地缘制裁、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等风险；针对能源贸易中可能出现的汇率剧烈波动或地缘政治风险，探索设立“能源人民币风险准备金”，为海外电力项目或资源进口提供汇率担保，提升交易对手使用人民币的信心；加强与欧盟、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协同，共建多元包容的全球能源货币治理体系，规避体系单一化、霸权化回归，稳步推动全球能源货币体系均衡化发展。
建议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支持人民币有序适度升值。人民币适度走强能够提升人民币资产综合吸引力，增强石油出口国和进口国储备人民币、发行低成本熊猫债券、配置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意愿。随着全球能源领域人民币需求持续扩大，将推动能源贸易计价、结算、投融资更多转向人民币，为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有利条件。建议“十五五”时期应前瞻性考虑人民币战略性升值问题。未来五年内人民币如果累计升值15-20%，美元兑人民币将逐步向1:5.5-6.0区间靠拢，这将有助于保障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远景目标顺利实现，大幅降低中国进口大宗商品的成本，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布局和“一带一路”战略加快落地。在此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升值的幅度，坚持“适度、渐进、波动、可控”四个原则，单个年份升值幅度不宜过大，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3%-5%），同时保留政策弹性，允许个别年份依据宏观经济基本面出现阶段性小幅贬值，防范单边预期集聚引发市场波动。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