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ramayu，印尼西爪哇省最大的鱼类产区之一。2023年，这里的渔获超过55.1万吨，理论上足够每个当地人每天分到近一公斤鱼。
但在几十公里外的Eretan Kulon村，一个渔民家庭的月收入普遍低于100万印尼盾，约合380元人民币（按照当前汇率计算）。这个数字，不到西爪哇省最低工资231.76万印尼盾的一半。世界银行2022年的报告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印尼沿海村庄的贫困率比非沿海村庄高出1.27%，渔民的平均收入普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
被全世界最丰富的渔业资源之一环绕，却活在贫困线边缘。
这不是Indramayu独有的悖论。2022年，印尼时任总统佐科在东爪哇Gresik市与渔民对话时，一位渔民告诉他，自己一次出海的净收入只有6万印尼盾，约合23元人民币（按照当前汇率计算）。在巴厘岛Benoa港，许多工业渔船船员的月均到手收入约90万印尼盾，远低于印尼任何一个省份的最低工资。
丰饶中的匮乏，这个词精准地描述了全球无数沿海社区的处境。
女人、鱼和被重新连接的路
在Eretan Kulon，匮乏的不只是收入。
每天清晨，最好的鱼被装上车，一路开往雅加达的冷库，或者更远的出口码头。留在村里的，是卖不上价的低价值鱼：晒成干，腌成咸鱼，端上当地人的餐桌。
渔民不是不想给自己的孩子留几条好鱼。但出海一趟，油钱、船租都要成本，家里还需要开支，所以渔获一上岸就得换成现金。
有人甚至用刚捕到的鱼，跟人换了几包方便面回家，不是鱼不好，是方便面能立刻填饱肚子，而营养这件事，得往后排。
《参考消息》2026年的报道提到，整个印尼，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率仍超过20%，偏远贫困地区甚至接近30%。
说到底，问题的症结不是没有鱼这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而是鱼类生产、当地消费和营养之间，缺了一个连接环节。
“渔业女性赋能”项目想做的，就是把这条断掉的链重新接起来。
这支由4名女性组成、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团队，开发了一项用双酶水解制得鱼蛋白水解物（FPH）的专利技术。简单理解就是，通过酶解、过滤、去除微塑料和重金属，将那些卖不上价、被丢弃的低值鱼和鱼皮鱼骨“变废为宝”，提炼出高活性鱼蛋白原料。
这种蛋白原料可以加进面条、饼干、酱料等不同的食物中。既减少了近海鱼肥料污染，又缓解了区域儿童营养不良，还增加了当地妇女收入，一举多得。
但技术解决的是怎么吃的问题，更难的是谁来做和怎么卖。
Rosidah们的选择
团队把目光投向了渔民的妻子。
在Eretan Kulon，女性的就业机会十分有限。要么在家带孩子，兼顾着做点零工贴补家用。要么出国务工，Indramayu一直是西爪哇输出移民工人最多的地区之一，印尼移工保护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超过17000名 Indramayu人被派往海外工作，其中约70%是女性，主要前往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从事家政和护理工作。
留在村里的女人，生活只能围着丈夫的出海周期转。渔民的收入高度不稳定，天气好，多捕几条，家里就宽裕几天，遇上风浪或者鱼价跌，整个家庭的收入就跟着悬在半空。
“在捕鱼周期的间隙，渔民的妻子能不能有自己的收入来源？”这个问题，成为渔业女性赋能项目的一个起点。
项目为30名渔民妻子提供了全套培训，教她们用高活性鱼蛋白原料做鱼蛋白面条、鱼皮脆片，从配方到包装，从食品备案到怎么算账。
印德拉马尤沿海社区的女性加工渔获。图片来源：Ocean Grant Programme官网
产品做出来了，销售却卡了壳。
团队一开始想的是，让这些女人去做线上分销，发发链接，拍拍短视频，货就卖出去了。但近一年的密集培训后，团队意识到，对一个连智能手机都用不利索的渔村女人来说，从做产品到做线上店，中间隔着的不是几节培训课那么简单。
“我们可以继续培训她们，但我们也必须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围绕她们的实际优势设计模式？”项目负责人Resy Permatasari说。
后来她们想通了一件事：为什么非要让每个人都变成一样的人？
渔村女人擅长做产品，那就让她们安心做生产，团队负责品控，产品达标就包收，卖出去的事不用她们操心。线上的活儿，交给村里那些会玩手机的年轻人。一代人管生产，一代人管线上销售，各展所长。
Rosidah就是这个模式下走出来的代表。
她和母亲都出过国打工，回来后做了十几年的家庭鱼加工。面对村里兴起的渔业女性赋能项目，她没有视为抢生意的对手。相反，选择了加入，并且主动带动其他女人加入，很多都是和她一样从海外回来的女性。
她做鱼皮脆片做得很好，而且会自己跑出去找客户，从村里跑到镇上，从镇上跑到县里，最后把货卖到了雅加达。最夸张的一次，她的鱼皮脆片进了副总统夫人的采购单，一下订了500件。这些都不是团队给的资源，而是她自己一家一家跑出来的生意。
现在的Rosidah，管着自己的客户网络，带着其他女人做产品，还自己开发了软壳蟹脆片、鱿鱼脆片。从一个离开家乡出国打工的女性，到一个村里其他女性可以仰望的人。Rosidah的转变，是项目效应生动的注脚。
过去三年，渔业女性赋能项目累计将超过72万公斤低值鱼加工成了高价值产品，自2021年以来让6479人受益，创造了超过168亿印尼盾（约合740万人民币，综合区间汇率）的收入。
数字化不一定意味着每个人都要成为数字卖家。有时候，它是关于把具有不同技能的人连接起来，让每一类人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做出贡献。
从一个村庄到全球舞台
9月10日，杭州。在2026全球农创客大赛决赛现场，“渔业女性赋能”项目摘得银奖。
印度尼西亚“渔业女性赋能”项目获得2026全球农创客大赛银奖。摄影：傅俊豪
这场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浙江大学与拼多多联合主办的赛事，自2020年启动以来，已累计收到超过1300份农业创新解决方案，覆盖全球100个国家。今年初，“因地制宜培育农创客”第一次写进中央一号文件。这个2015年由浙江率先提出的概念，第一次写入了国家顶层设计。
1300多个方案、100多个国家，数字背后关联的是无数个像Eretan Kulon这样的村庄。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在全球小规模渔业的价值链上，女性撑起了四成劳动力，却集中在最不稳定、收入最低的那一端。
在南太平洋岛国，鱼类贡献了膳食中50%到90%的动物蛋白，但气候变化和供应链的脆弱，让这些地区的饭碗随时可能被打翻。
被资源包围，却被市场遗忘，这是全球沿海社区共同的处境。
对渔业女性赋能项目团队来说，杭州这趟旅程的意义远不止一座奖杯。更重要的在于，她们想找的出路，在中国的田间地头已经跑了多年。
福州日报提到，在福建连江，鲍鱼养殖户吴明如的感受很明显：“今年收成好，价格比去年略有上涨，物流越来越便捷，鲍鱼销路越来越广”。
销路变广的背后，一个变化正在发生：当地商家在拼多多扶持下把鲍鱼从论斤卖的初级货做成了黑松露鲍鱼这类深加工产品，单品月销破千万，连江也因此掀起了产业升级的风潮。
作为大赛的联合主办方，拼多多过去十一年持续深耕农业。
从最初靠拼农货模式把分散的小农户和消费者直接连起来，2020年成为中国超大规模农产品上行平台，再到2023年启动“农云行动”，再到2025年推出的“千亿扶持”计划，“多多好特产”团队深入连江鲍鱼、梅州柚子、云南咖啡、贵州刺梨等上百个农产区，提供定制化扶持。
拼多多做的，正是在分散的小生产者和广阔的消费市场之间，搭起一条通路。
效果很明显。在广东高州，荔枝电商赖启春的拼多多店铺占了他全网单量的一半，旺季一天能发12万斤，“每卖出一斤荔枝，农户可以赚两元”。在山西吕梁，“野山坡”沙棘汁在拼多多做到品类第一后，年销售额第一次超过线下，带动周边3000多户农户，每户一年多赚两三万元。
这些数字背后，是农地云拼+产地直发在起作用：用稳定的需求重塑流通链条，让产地直发取代层层分销，把中间被吃掉的利润还给田头的人。
全球农创客大赛评委、浙江大学食物经济与农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卫龙宝评价，这一模式为解决小农户与广阔市场的有效对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样本，也为大赛关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拓宽包容性视野提供了重要的切入角度。
通路搭起来了，拼多多并没有停在卖货上，他们还把资源投向了农业科技本身，鼓励和支持更多青年跨界入农，探索农业发展新模式、新技术：
多多农研科技大赛连办五届，眼下入围团队们在各自设计的50平方米植物工厂里正比着种草莓，比谁用更低能耗、更高产量结出好果；
“拼多多杯”科技小院大赛办了三届，近五千名农学研究生扎根村庄，解的是小麦怎么提质、竹笋制品怎样提高附加值这些农业真问题；
而全球农创客大赛，则把这套中国经验延伸到了海外，印尼渔村的女性、肯尼亚的数字项目，最终都走到了杭州这个赛场上，在相互交流中学习借鉴，共同解决全球农业粮食安全问题。
2026全球农创客大赛收到来自49个国家的191份参赛申请，最终13个项目入围决赛。摄影：傅俊豪
结语
一端是西爪哇的鱼皮脆片，一端是高州的荔枝、吕梁的沙棘，相隔数千公里，底层逻辑却一致：在分散的生产者和广阔的市场之间，搭起一条通路。
这正是渔业女性赋能项目团队来到杭州的原因。Resy说，团队已经走过了证明模式可行的阶段，眼下最头疼的是怎么把一个村子的经验复制到十个、一百个村子。中国怎么把分散的小农户和广阔的市场连起来，怎么用拼多多等电商把产地和消费者直接对接，这些正是她们最想学习的。她计划带着新的思路、人脉和商业化路径回到印尼，把项目推向更多沿海地区。
拼多多相关负责人表示，拼多多将依托“千亿扶持”计划持续加码农业科技创新，把平台沉淀的数字化能力、产消对接经验等转化为可开放共享的公共知识，赋能全球农创客。
对Eretan Kulon这样的地方来说，这意味着另一种可能，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数字专家，不需要每个村子都建一座工厂。只需要把生产者和市场之间的桥搭好，资源就能真正变成收入，变成营养，变成下一代人不用再远走他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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